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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师昌绪先生工作的点滴回忆
2014-12-12  |   李依依        【 】【打印】【关闭

  我到金属所时,所里的研究人员有三类:高老大(国外回来的研究员)、高老二(副研)、助研。师先生是第四研究室的主任,所里的八位“高老大”之一,见到他给我一种和蔼可亲、知识积淀很深的忠厚长者风范,紧张的情绪立刻就松弛下来。

  在国家广州会议上给知识分子“脱帽加冕”后,要求保证科技人员5/6的工作时间,各研究室都配一名业务秘书,把研究室的业务工作管理起来,特别要保证高老大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时间,师先生就要我把办公桌搬到他的办公室,要我大胆工作。当时,全所有八大任务,我们四室有五项:AB-1就是M17铸造高温合金九小孔叶片、808就是国产节镍的铁基高温合金涡轮盘、A4—Cr17Mn14Mo2N一种节镍耐蚀不锈钢、FeMnAl合金系列、以及111任务的MoB钢。室主任会议确定任务目标以及各节点完成的进度,我起一个实施、保证和协调的作用,遇到困难我实在解决不了时才去找师先生。他总是给我压担子,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表扬,使我工作很舒畅。甚至在北京住院时他还给别人讲我做业务秘书时是他最少麻烦、工作最轻松的时候。

  全所都很重视这八大任务,所领导下到室里蹲点,AB-1任务由党委副书记陆炳昌蹲点指导工作。后来我去四清,回所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,我就回到808合金组工作。

  而这时,师先生受到文革的极大冲击,先是让他下到组里去工作,当时没有人敢要他,柯伟请他去了疲劳组,一起倒班做实验。后来,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诬陷他是国民党特务,在现在的西大楼244房间逼供和被打,被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,后来发展到用胶皮包着金属的鞭子让他趴在长条凳子上抽打,打得血肉模糊、皮开肉绽。幸亏他的夫人郭蕴宜不顾一切去给他送换洗衣物,衣物都换不下来,短裤都粘在身上。

  70年代初党中央落实政策,师先生从群众专政指挥部解放出来,分配他去给当时的教学连学员写金属学课的讲稿。教学连学员都是转业兵、下乡知识青年和部分高中生。他每天早晨4、5点钟起床写讲稿,并坚持给教学连第一期学员授课。明明大材小用,他依然乐此不疲。后来,他终于能够回到他亲手创建的高温合金组去工作。这时,九小孔空心叶片已从410产转到贵州生产,企业叶片生产成品率低,师先生亲自带领一个小分队去解决叶片生产中的问题,包括建立验收标准等。他们住的简易招待所,与厂里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攻关几个月,直到合格率达到实心叶片的程度,他们才回到沈阳。我在90年代中曾随师先生同去该厂,从进厂到出厂,无论哪个地方,师先生所到之处,人们都蜂拥到他身边问长问短,可见他“材料医生”的美称绝非浪得虚名。

  1978年他出任金属所副所长,领导全所的科研工作。他注意到所里人才不能适应国际合作的需求,除积极推进重新招收研究生外,还争取到世界银行的一笔高级科技人才留学基金,送了一大批科技骨干出国进修。他还邀请了美国的两位老师FolsonLemon到所里开办高级英语口语班,连续两期,大约60-70人。这批人在所里的外事活动中成为骨干。

  1981年他与陈能宽先生讨论国内急需的一种抗氢脆材料,陈先生讲他们单位调研了国内许多家,没有人能做。陈先生带领一队人员到所里,师先生请了李薰所长、徐曾基副所长还有我一起到师先生办公室请陈先生交底谈要求,事后李薰所长说“金属所就是要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,否则就没有在科学院的必要”。师先生对我说“这种重大项目就交给你们年轻人了”,其实,此前这类大项目都是由高老大负责的,因此,我们也诚惶诚恐,更有信心拼一拼,当时这项工作很难,有的人说不能做。但是,我们同一个研究室的周本濂和所里的徐曾基所长都非常支持我们,我们所里一共有30多人、涉及6个研究室,所外更多。我们从做试验设备开始,做出材料和数据提供给用户,因为完成得好,用户不断提出新需求,圆满完成了抗氢脆合金的五个系列,以及许多新工艺产品。工作中,师先生经常了解进展情况,指出应注意的问题,参加我们的学术交流会和鉴定会。遇到问题总是生产厂和用户与我们在一起商量解决,每年学术交流一次,总结工作并提出下一年的任务,这样持续了30年。

  1983年,李薰所长去世后,师先生调到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当主任,后来又当了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,他每年都会回沈阳,除了必须去研究生部和金属学报外,一定要向所班子了解所里情况,主要是基础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处理的是否恰当。他每次都强调没有基础理论在国际上没有地位,没有应用研究不解决国家的问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,一项技术如果不能用,就是无用的技术。要我们在各方面都要摆平这两者关系。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才问题,在人才断层时,他要我们注意选拔优秀的年轻人,不要苛求,要看他(她)们学术上的潜力和人品,我们一直遵照他的要求尽力去做,他提出选出人才苗头,给他们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华,并且,送他们到国际上去见世面,他还把人家请他去国际会议上作报告的机会,让给年轻人。

  先生90岁高龄还天天去国家基金委上班,每天去他办公室的人络绎不绝,他总是有求必应。汶川地震前我们应邀去成都飞机公司,参观完后他与柯伟、李殿中和我去与二重谈三峡水轮机生产合作和参观8万吨挤压机生产高温合金涡轮盘,出来后他去主持资深院士会议,我们去机场回沈阳,就在飞机上即将起飞时大地震发生了,尽管在同一城市却互相不得而知,我们十分着急,事后问他,他地震时非常镇静只是感觉摇晃得厉害。

  去年四月,师先生患肺炎住进北京医院,期间我们去看望他,他总是惦念由他向国家建议的两个专项是否落实,材料产业化专项没有达到他原来要产业化的本意。他有时也闷闷不乐,主要是非常担心国家花了那么多钱研发都是只做到一半报奖就了事,常常为材料生产和机械制造工艺不稳定,一些批量生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感到难过。

  1210早上77分师先生离我们而去,我们十分悲痛,去北京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。至今,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,经常觉得他还健在。无论如何,金属所还要大发展,全所将更加团结,按照创新驱动发展的要求,以最佳的科技创新发展成绩怀念他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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